“我做了近40年的汽车研究，主要是新能源汽车。”

　　从一片虚无到如今的生机勃勃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今非昔比。自上世纪80年代，认准电动汽车是汽车未来发展方向的孙逢春，几十年坚守在这个领域，心无旁骛、锲而不舍，创造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诸多“第一”：制造出我国第一辆电动大型豪华客车、第一辆电动公交客车、第一辆低地板电动客车、第一辆燃料电池电动轿车，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及技术成果转化基地、第一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、第一个国家大数据监测平台……

　　孙逢春，1958年生，湖南临澧县人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40年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从起步到繁荣，回溯过往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从起步、高速发展到黄金时代，孙逢春都参与其中，带着对中国汽车事业的热爱，奋斗不辍，建功立业，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人物。

改革的春风，让我走出大山，结缘电动车

　　“我出生在湖南临澧县的一个偏远山区。1966年上小学，到高中毕业，总共上了8年学，16岁回乡下干农活儿，修过拖拉机和抽水机、当过民办教师、做过砖瓦工等很多事情。后来研究电动汽车真得益于早年修理拖拉机锻炼出的动手实践能力。”

孙逢春（前排左一）               孙逢春（最前）

　　1977年10月下旬，国家宣布恢复高考，正在湘西北临澧县九里乡山脚下的一座砖瓦厂当砖瓦工的孙逢春，几经波折，成为公社十届高中生、近800名高考报名者的最后一位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3个星期。凭借中学打下的好底子，1978年，孙逢春如愿走入大学的校门。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四年后，孙逢春又考取了北京工业学院（现北京理工大学）车辆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，两年后又考上博士研究生，从此展开了自己的汽车梦。改革开放，长期以服务国防为主的北京工业学院，瞄准国家战略需求，迎来了自己的“五个历史性转变”，由封闭到开放，为京工学子们打开了国际视野，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深造机会。1987年，作为首批中德联合培养的博士生，孙逢春又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深造。

　　德国汽车工业的深厚积淀，让孙逢春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养分，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通常需要四五年才能完成的博士论文。在德国学习期间，孙逢春的导师魏鲁麦特教授提出要留他在德国工作，并表示：“再留下干一年，博士学位由我们柏林工大给。”

　　“可我为什么看不起自己国家的学位呢？”孙逢春想到当年在黄土地耕作的父母亲，想到了北理工导师陈肖南教授的殷切嘱托，“作为中国人，走出国门才更深地体会到国家强盛是多么重要。尽管那时候中国已经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，桑塔纳轿车也在中国投产，但当时中外汽车工业差距之大，让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有点抬不起头。中国虽穷，我们总不能让中国一直穷下去吧！我们中国的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干！” 1989年，孙逢春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，在每月6千马克（约两万八千八百元人民币）与每月92块人民币之间，年轻的孙逢春意气风发、毅然回国。

　　读博期间，孙逢春逐渐认识到电动汽车是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，但并不了解详情。由于跟导师做了很多项目，加之他非常聪明，导师魏鲁麦特两名助教做了5年都没有做出来的项目，孙逢春半年多就做出来了，因此导师非常喜欢孙逢春。“在回国前，我跟教授说想复印些资料带回去，他就把复印室钥匙给我，让我随便用。就这样，我在图书馆找了很多电动汽车相关资料，复印下来，装了一小集装箱。当时就有预感电动车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，想好好研究。”

　　这是孙逢春和电动汽车的第一次结缘。他说：“从中学回乡修拖拉机开始，我就与汽车结下了缘分，是国家的改革开放让我有幸结缘电动车，有机会为国家、为中国的汽车事业建功立业。”

“我们造出了‘远望号’”

孙逢春与“远望号”

　　从零起步，白手起家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发展机会不多，汽车业人才更是寥寥无几。凭借仅有的3万元回国人员基金，孙逢春面对电动汽车高新技术含量高、制造难度大、投资风险高的困难，扎根北理工土壤，发扬奋斗精神，艰苦攻关，步步为营。

　　“我真正接触电动汽车是在1992年。”

　　1992年，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联合开发，把军用电驱动技术转为民用大客车技术，中方当时是国防科工委牵头支持，美方是国防部主导。当时在国内找了很多院校和企业参与，比如国防科技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、胜利客车厂、长安汽车等。项目调研时，北理工机械学院的一位副院长找到了孙逢春，因为他外语好，懂业务，可以作为技术翻译。

　　项目谈判历时两年，在第一次谈判结束回来的路上，原国防科工委将军沈荣骏对孙逢春说：“小孙，中方合作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就是你了。”1994年，年仅36岁的孙逢春当上了军转民电动客车的总工程师。

　　机、光、电、化，每一项技术的开发与创新都融入了孙逢春的心血与汗水。经过前期几年的积累、研制与不断完善，1994年，我国首部纯电动公交车“远望号”试车成功，得到原国防科工委、北京市政府的高度肯定，年轻的孙逢春崭露头角。

　　电动客车项目做完之后，两国政府提供的项目经费也用完了。1996年，香港的中华电力公司想购买这款电动客车，付款了200万港币的定金。“我们打算先做两辆车，然后再批量生产。当时说得好好的，美国的西屋公司、格鲁门公司和休斯公司提供动力系统、电机控制器、变速器再加上充电机，一套价格是4万美元。结果他们突然涨价到每套10万美元。光是动力系统就已经达到这个价格，入不敷出根本没法做，只得把香港公司的定金退回去。”这算是对孙逢春打击最大的一件事，他也再次坚定了要掌握核心技术的信念，决定自己研发电机和控制器。

　　在1992年加入中美电动车项目之前，孙逢春已是北京理工大学振动与噪声实验室主任，当时这个实验室是全校科研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实验室，同时他也是汽车、摩托车减振器检测中心主任。

　　“但是，我从1994年正式进入电动车项目后就辞职了。我认为找到了正式项目，实验室主任不当也罢。”“净身出户”的孙逢春跟自动控制学院一位老师带着两个学生，从学校借了一间储物间做办公室。“刚开始起步，一切从零开始，我们买了四套桌椅、一台计算机和一台打印机，工作就这样开始了。”

　　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成果终于做出来了，1997年，北京市正式立项，这是我国第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机电控系统、自动变速传动系统，而且原理上比国外要先进，能效比也比国外高。之后，该项成果还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。

与奥运“结缘”，让中国电动车闪亮世界舞台

北理工研发的电动客车用于北京奥运会

　　1998年到2000年期间，孙逢春是北京市申奥交通领域的技术成员之一。“如果申奥成功，要在奥运中心区实现公交系统零排放”这是在1999年申奥承诺里面，北京对世界做出的承诺。奥运申办成功之后，新能源汽车因此成为科技奥运的12个重点专项之一，孙逢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此项目的首席专家。

　　“我清楚记得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时对我说，车不能出问题，因为24小时在运行。为了奥运项目，我们做了很多技术攻关。要实现电动汽车在两个多月内24小时不间断地运行，挑战是很大的，而且技术人员进不去‘鸟巢’那些场地，只能在场馆外监控。”2003年，当孙逢春得知技术人员无法进入奥运核心区的时候，就马上做起了新能源汽车的远程监控，并在北京市道路上进行可靠性运行测试。“回想起来，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做的车联网的前身。”

　　2008年奥运会期间，孙逢春带领北理工团队研发的55辆中国自主创新的纯电动大客车行驶上路，为奥运官员、媒体记者和运动员提供24小时服务。在世界奥运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电动汽车，实现了奥运中心区零排放，兑现了北京奥组委“科技奥运、绿色奥运”的承诺。

　　然而，在绿色、科技、舒适的电动车背后，是北理工团队数不尽的辛劳。为了这份责任，孙逢春的作息时间表里，数年来看不到一个周末和节假日，上班时，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实验室里，推进课题研究；下班后，他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密云、通州和丰台三家生产厂间，指挥生产电动客车，一个月驾车行驶近万公里。“当时我们每天都要开车到通州调车，无论是深夜还是严冬，都在不断地攻关、调试，一定要把车搞得万无一失！我们培养的很大一批硕、博士生，都是那时锻炼出来的，现在已经成长为行业的栋梁。” 团队骨干、北理工机械与车辆学院林程教授回忆。

　　“对于我们来说，北京奥运会绝对不是一场‘汽车秀’，而是一个展现中国标准的机会。我们要告诉全世界，电动汽车应该这样运行。” 孙逢春说。

　　此后，上海世博会、广州亚运会、APEC会议都采纳了这套纯电动公交运营体系。目前，孙逢春团队已解决了电池高寒问题，让北京冬奥会能够用上新能源汽车，并将其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推广使用，这场新能源汽车的爱国奋斗、建功立业的故事仍然在不断谱写新篇章。

“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决策和技术路线引领全球！”

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

　　从当初的4人研发小组，发展到今天有几十人的研究团队，孙逢春团队在电动车辆科研、产业化和示范运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也获得了不少奖项。2010年1月，北理工正式成立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，后续又陆续建立了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、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等。

　　谈及改革开放，孙逢春激动地说：“改革开放40年中，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2010年国家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，2015年又被列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。政策层面的重视对我触动最大，对于我个人来说，电动汽车是自己的专业方向没选错；对中国汽车产业来说，面对环保和节能的双重压力，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大势所趋，即便是在全球范围内，我国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也是最大的。客观来看，中国在战略决策和技术路线上起到了引领世界的作用。相对传统燃油车来说，在新能源汽车上运用智能网联技术更容易快速地实现，这为后期产业化奠定了基础，同时还把交通智能化做起来。我想这是我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条基本路线，即以新能源汽车为基础的智能化和网联化，将来也是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。”

　　改革开放40年，从一辆整车的制造，到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，到一个标准化平台的打造，再到一个产业链的形成；从单枪匹马到团队作战，孙逢春肩负起了时代赋予北理工人的使命，将北理工品质、北理工基因注入到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，为此打造了北理工团队、北理工体系、北理工标准。

　　改革开放为中国腾飞注入强劲动力，以孙逢春为代表的北理工人，用爱国奋斗的精神，在建设国家的道路上，刻印下道道闪亮的车辙，继续在新时代建功立业，沐风飞驰！

　　（内容来源：由党委宣传部根据《潇湘晨报》《中国汽车报》《中国科学报》、人民网等新闻报道撰写而成；图片来源于本人及网络。）